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CDC）慢性非传染性疾病预防控制中心近期公布的一项横断面研究显示，2010 年中国成年人中高血
压患病率高达33.5%，估计患病人数达3.3 亿，45 万人死于高血压［1］，高血压已经成为我国最重要的心血管疾病和心血管
危险因素之一。据国外数据统计，高血压急症发生率为1%～2%，我国目前还没有相应的统计。对于围手术期高血压、高血压
合并心衰、高血压合并主动脉夹层、高血压脑病等高血压急危重症，临床上应力争尽快使血压控制在安全范围内，因此优先
考虑能够快速发挥作用且剂量容易掌握的静脉途径给药。
　　乌拉地尔（urapidil，URA）是一种选择性α受体阻滞剂［2］，其降压作用具有中枢和外周双重机制，其中主要是外周
双重机制。URA注射剂是以其盐酸盐的形式存在，化学名为6-{3-［4-(2-甲氧基苯基)-1-哌嗪基］-丙基氨基}-1,3-二甲基-
2,4-1H,3H-脲嘧啶二酮，目前临床上有25 mg、50 mg两种规格。近年来国内外学者围绕盐酸乌拉地尔的临床作用进行了一系
列的基础和临床研究，这些研究结果初步论证了该药在高血压急症的治疗中具有安全可靠的作用。为了进一步规范URA的临床
应用，由《中华急诊医学杂志》组织相关专家讨论起草了此共识，旨在为该药的临床应用提出推荐建议。
1URA的药理学特性和药代动力学特征
　　在外周，URA选择性阻断突触后α1受体，降低外周血管阻力而降低血压，同时也能降低肺血管阻力,对静脉血容量改变不
大；也部分阻断突触前α2受体［3］，使突触间隙去甲肾上腺素吸收减少而不至于产生恶性低血压；对β受体作用很小，几
乎无临床作用。在中枢，URA激活低位脑干(延髓)的5-羟色胺1A受体(5-hydroxytryptamine1A，5-HT1A)，降低延髓心血管中
枢的交感神经反馈调节而起降压和稳定心率的作用,心输出量不变或有所增加；URA还能在中枢阻断α1受体使中枢交感活性输
出减少。
　　静脉注射URA后，在体内分布呈二室模型，分布相半衰期约为35 min。分布容积为0.8 (0.6～1.2) L/kg。血浆清除半衰
期为2.7(1.8～3.9)h，蛋白结合率80%。50%～70%的URA通过肾脏排泄，其余由胆道排出。排泄物中约10%为药物原形，其余为
代谢产物。主要代谢物为无抗高血压活性的药物羟化形式［4］。
2URA在脑卒中的应用
2.1急性脑卒中患者的血压管理
　　根据美国心脏协会和美国脑卒中协会指南，急性脑实质出血患者，如果收缩压>200 mm Hg（1 mm Hg=0.133 kPa）或平均
动脉压>130 mm Hg，应在密切监测血压的情况下（每5 min测血压），持续静脉输注降压药物，控制血压；收缩压>180 mm Hg
或平均动脉压>130 mm Hg，如果伴有颅内压升高，应在监测颅内压的情况下，持续或间断静脉输注降压药物，但应注意脑灌
注压维持在60 mm Hg以上；收缩压>180 mm Hg或平均动脉压>130 mm Hg，如果无颅内压升高迹象，则可考虑适度控制血压，
持续或间断静脉输注降压药物，将收缩压/舒张压降低到160/90 mm Hg，或平均动脉压降低到110 mm Hg，每15 min测血压［5
］。
　　缺血性脑卒中的血压管理更加复杂，也更缺乏证据。在发病后24 h内，如无急诊溶栓适应证，或需要尽快控制血压的其
他严重伴随疾病，如心肌缺血、主动脉夹层及心力衰竭等，除非收缩压>220 mm Hg或舒张压>120 mm Hg，一般不给予急诊降
压治疗；但如进行溶栓治疗，则需要静脉输注降压药物，将收缩压降低到185 mm Hg以下，舒张压降低到110 mm Hg以下。如
血压不能控制到185/110 mm Hg以下，则应放弃溶栓；溶栓过程中或之后，应将血压持续控制在180/105 mm Hg或以下，并密
切监测血压，2 h内每15 min测血压，此后6 h，每30 min测血压，再此后16 h，每1 h测血压［6］。
2.2URA在急性脑卒中患者中的使用剂量和注意事项
　　URA是脑卒中急性期常用静脉注射降压药物之一。如果患者有上述降压治疗的适应证，通常应先静脉注射降压药物，将血
压控制到上述水平；然后持续静脉输注，将血压维持在上述血压水平。如果使用URA，通常先在1 min内静脉注射5～10 mg的
试探剂量；如果血压仍未控制到上述水平，而且心率在55次/min以上，可在5 min内再静脉注射5～10 mg的重复剂量；如果血
压仍未控制，则可每5 min静脉注射10～25 mg，直至血压达标，或心率低于55次/min。
　　血压控制到治疗目标后，可持续静脉输注，根据此前的静脉注射剂量以及输注期间的血压控制情况，选择合适的输注速
度，通常为2～4 mg/h。在使用URA治疗期间，除需密切监测血压外，还应密切监测心率。如果心率低于55次/min，应减量或
停药；如果心率上升而且幅度大于15次/min，或心率大于90次/min，则需加用静脉注射的β受体阻滞剂，以控制心率。
3URA在高血压脑病的应用
3.1高血压脑病患者的血压管理
　　高血压脑病是高血压急症的一种，不同程度的脑水肿、颅内压增加是高血压脑病的重要临床特征。目前其发病机制尚未
完全清楚，“过渡调节学说”认为在血压明显升高时脑血管过度痉挛导致细胞缺氧、水肿；“调节破裂学说”认为是由于血
压过高，突破脑血流自动调节范围，脑血管被动扩张、脑组织血流灌注过多引起脑水肿［7］。与其他高血压急症一样，高血
压脑病原则上也应尽快将血压控制在安全范围，目的是通过降低血压恢复脑血流的自身调控，打断高血压-脑水肿-颅高压的
恶性循环，保护脑组织，防止脑疝形成。根据脑血流量自动调节学说，应根据患者的基础血压水平决定降压目标，不要在短
时间内将血压降低到基础水平以下，以避免脑血流量降低而加重脑损伤。一般来说，在1 h内将收缩压降低20%～25%、或将舒
张压降低到100～110 mm Hg是安全的。
3.2URA在高血压脑病患者中的使用剂量和注意事项
　　根据高血压脑病的临床及病理特点，应首选不增加颅内压、可控性强、发生低血压风险低的降压药物。URA是交感神经α
1受体阻断剂，有缓解血管痉挛的作用，尤其没有增加颅内压的报道，因此是治疗高血压脑病的一线用药之一。URA有明显的
剂量依赖性，具体的剂量应个体化，根据目标血压进行调整。在高血压脑病中，建议予静脉负荷剂量12.5～25 mg，5～10
min后可重复，达到满意血压水平后予100～400 μg/min维持。需严密监测血压，防止血压下降过快幅度过大。
　　对于高血压脑病，除降压治疗以外，应重视针对有明显的高颅压症状者给予降低颅内压治疗；对于有抽搐发作者适当使
用抗痉挛和镇静制剂。
4URA在主动脉夹层的应用
4.1主动脉夹层患者的血压管理
　　急性主动脉夹层（acute aortic dissection，AAD）起病急、演变快、并发症重，是高血压危象中病死率较高的疾病之
一。若不及时诊断和治疗将会导致动脉分离延伸、破裂和出血。1/3的AAD患者最初24 h内死亡，1/2的患者则在48 h内死亡［
8］。目前认为 AD的形成是多源性的，原发性高血压被公认为是最重要的危险因素，40%～75%的AD 患者存在原发性高血压［
9］。AAD最常见的临床表现为突发的剧烈胸痛，伴或不伴有背部、颈部或肩部等放射。有时可发现两侧上肢血压不等，或有
股动脉搏动的变化。一旦高度怀疑AD的诊断就应该考虑控制高血压。如能有效控制高血压，则可缓解AAD所致的疼痛和动脉分
割的进程。动脉夹层药物治疗主要是镇痛及降血压治疗，原则是降低左室射血速度(dp/dt)和降低收缩压，使患者心率保持在
60～70次/min，收缩压维持在 100～120 mm Hg，为进一步诊治（手术或介入）赢得时机并预防AD破裂及其他并发症［8-10］
。
　　扩张外周阻力血管、降低血压的药物中，可单用或联合应用β受体阻滞剂艾司洛尔和/或扩血管制剂URA等。URA起效快，
持续时间适中，容易调控降压的速度和幅度，不影响围手术期的靶器官灌注，且无冠脉窃血现象等不良反应。与URA相比，扩
血管制剂硝普钠不应作为首选，必须在先用β受体阻滞剂后无效时，再联合应用硝普钠，否则单用后者将会加重动脉内膜撕
裂［8］。若合并急性或慢性肾功能不全的AAD时，URA也可作为替代硝普钠降压治疗的理想选择。如对β受体阻滞剂禁忌或难
以在数分钟内将血压降至靶目标的患者，优选静脉应用URA。
4.2URA在主动脉夹层患者中的使用剂量和注意事项
　　URA的静脉用法：（1）先推后泵法5 min内静推12.5～25 mg,如10 min后血压未降至140/90 mm Hg以下，继以400～1000
μg/min滴速泵入，直至血压达到上述靶目标后，再以100～400 μg/min滴速维持。（2）直推间稳法每2 min静推25 mg,直至
血压控制在靶目标水平（累计静推剂量为100 mg），随后以100～400 μg /min滴速维持。如血压和临床情况趋于稳定时，则
逐渐停用静脉用药，并给予口服降压药。
　　注意事项：①患者应保持卧位，坐起或站起易引起体位性低血压；②降压的同时应给予切实有效的镇痛；③持续生命监
测，包括心电图、呼吸、尿量、血氧饱和度、血压的监测；④非连续性血压监测至少5 min测量一次，直至病情稳定；⑤严密
观察并及时发现病变扩展的征象，如疼痛加剧、休克、器官缺血等；⑥在使用扩血管制剂之前，务必评估患者的容量状态，
因AAD所致的出血可积聚于胸腔或后腹膜等处。
5URA在高血压合并急性左心衰的应用
5.1高血压合并急性左心衰患者的血压管理
高血压急症可并发急性左心衰竭、肺水肿，危及生命，必须及时抢救治疗。对血压急剧升高的患者，1 h以内，降低平均
动脉压的幅度≤25%，随后的2～6 h将血压降至160/100 mm Hg左右，在以后的24～48 h，逐步降低血压使其达到正常水平
［11］。治疗时除降低血压使血压控制在合适的范围内，还必需同时救治急性左心衰竭和肺水肿，如给予氧气治疗、利尿剂
、吗啡、支气管解痉剂，必要时用洋地黄类药物等。
α1受体阻滞剂URA的静脉注射是个较好的选择［12-13］。该药降压作用明显，可有效降低血管阻力，降低心脏负荷，降
低肺动脉压、肺动脉嵌入压（pulmonary capillary wedge pressure，PCWP），改善心输出量，但不影响心率。并可减少心
肌耗氧量，适用于高血压急性左心衰竭的患者，特别是心输出量降低、PCWP升高（＞18 mm Hg）者［14-15］。
5.2URA在高血压合并急性左心衰中的使用剂量和注意事项
当高血压急症血压升高时（≥180/120 mm Hg）可缓慢静脉推注URA 12.5～25 mg，一般起效时间为5 min，若血压下降不
满意，病情也无明显好转时，15 min后可以再重复一次，密切观察血压及治疗反应，静脉推注量一般不超过50 mg，静脉推注
后继之以100～600 μg/min 静脉点滴（从100 μg/min开始，酌情逐渐增加剂量至400 μg/min，必要时可增加至600
μg/min）［16-17］。每10～15 min观察血压及病情的变化，如呼吸频率、呼吸困难改善情况、肺部啰音、哮鸣音、心率、
奔马律、P2亢进情况、发绀及皮肤情况、尿量及意识情况等。根据病情随时调整静脉滴注的剂量，直至血压及病情逐渐平稳
。URA静脉滴注根据血压及病情酌情可维持3 d左右，在病情稳定后逐渐减量直至停药。停药前需加服其他口服降压药物（如
血管紧张素转化酶抑制剂、血管紧张素Ⅱ受体抑制剂等）以维持血压的平稳，同时需继续进行心衰相应治疗。
　　整个治疗过程均需密切观察血压的变化。心功能改善的指标除上述临床观察外，尚需有治疗前后客观动态的辅助检查指
标，如：心电图变化、胸部X线检查、超声心动图显示心脏结构及功能的变化（左室射血分数及舒张功能的检测），动脉血气
分析，常规的生化检测（电解质、肝功能、肾功能等）以及心衰标志物BNP(brain natriuretic peptide)/NT-pro BNP的检测
。有些患者还可酌情行有创或无创的血流动力学监测以进一步了解心输出量、动脉血压、肺动脉压和PCWP等。
　　凡低血压，收缩压小于90 mm Hg、严重阻塞性心脏瓣膜疾病、梗阻性肥厚性心肌病，则禁用URA等血管扩张药［14］。
6URA在神经外科术后血压管理中的应用
　　自发性脑出血患者78%～88%在发病早期有血压的明显升高，而早期强化降血压治疗，能减少脑内血肿的早期扩大，从而
改善预后［18-19］。研究认为，围手术期再出血与血压控制不当有关［20-21］。与围手术期血压管理的结论一致的是，高
血压也是脑出血复发的最重要的危险因素［22-23］。2012年美国心脏病和卒中协会的自发性脑出血指南，对脑出血急性期病
情稳定后，特别是在脑出血部位与高血压性血管病变典型好发部位一致的患者，如果没有禁忌证，推荐对血压进行严格控制
(Class Ⅰ; Level of Evidence: A)。血压管理的目标要根据个体因素来确定，如果SBP(systolic blood pressure)＞200
mm Hg，或MAP(mean artery pressure)＞150 mm Hg，可以持续静脉给药积极降压，每5 min监测血压1次；SBP＞180 mm Hg，
MAP＞130 mm Hg，并存在ICP(intracranial pressure)增高，可考虑监测ICP，同时间断或持续静脉给药降低血压，并使CPP
（cerebral perfusion pressure）＞60 mm Hg。血压合理的控制目标是<140/90 mm Hg(糖尿病或慢性肾脏疾病<130/80 mm
Hg) (Class Ⅱa; Level of Evidence: B) ［5］。
　　颈内动脉内膜切除与颈内动脉支架重建术后，颅内出血发生率为0.6%～0.7% ［24-25］，目前研究认为，术后脑出血是
脑血流过度灌注综合征的表现之一，不进行严格血压控制的颈内动脉剥脱手术患者，其颅内出血发生率则高达2%［26］。作
为改善脑缺血及脑卒中的一种预防性手术，如果发生颅内出血这种灾难性的并发症，则病死率高达37%～80%，存活者的残疾
率为 20%～37%［27-28］。因此预防颅内出血是必要的，手术后全身血压的严格控制是预防颅内出血的最重要措施，并且这
种严格的血压控制要持续到脑血管自动调节功能完全恢复为止。原则上是降低全身血压，防止血管重建侧的高灌注，也要避
免健侧脑组织的缺血改变。现有的临床研究资料，并没有确定具体的血压控制目标，临床上要根据患者的基础血压以及手术
前后经颅多普勒（transcranial doppler,TCD）监测的脑血管流速，来确定最佳的血压控制目标。对血压≥140/90 mm Hg，
就需要开始降压治疗，严格控制时将收缩压控制在＜120 mm Hg。一般将血压降低大约基础血压的15%，收缩压大约降低10～
20 mm Hg，时间持续3～7 d［29］。脑肿瘤术后术区再出血，既有外科操作对动静脉血管损伤的因素，也有因巨大肿瘤长期
压迫，导致局部脑组织血管自动调节功能障碍，在肿瘤切除减压后，手术区域的残余瘤腔过度灌注的因素。脑肿瘤手术后的
出血率相对较高，达3.93%，手术前有高血压病史的脑肿瘤患者，脑出血的发生率显著高于无高血压病史的患者［30］，高血
压是导致术后脑出血主要危险因素之一。2010年中华医学会神经外科分会发表了《神经外科围手术期出血防治的专家共识》
，也推荐在神经外科手术后进行降压治疗，以防止手术后再出血［31］。
　　神经外科手术后的降压药物选择的共同的要求：可以静脉使用；降压作用迅速平稳；扩张脑血管作用弱；不升高颅内压
。临床治疗可以选用URA、尼卡地平和拉贝洛尔等药物。URA是近年来在我国神经外科围手术期使用较多的一个降压药物，临
床报道证实降压作用迅速可靠［32-33］。有术后血压增高的患者，需要排除疼痛、尿潴留、颅内压增高等病理情况，可以给
予URA 12.5～25 mg静脉缓慢推注，继而根据设定的目标血压值，以微量泵以5～10 mg/h持续泵入,将血压维持在恒定的目标
水平。
7URA在麻醉中的应用
7.1防治气管插管和拔管的心血管反应
　　气管插管心血管反应对高龄、心脏病、心功能异常、脑血管病患者有很大风险，有可能导致急性心衰、颅内血管破裂、
颅内压升高、脑疝等意外，因此需要加以预防。对于全麻手术结束围拔管期，临床上常用镇静药、镇痛药及血管活性药作为
拔管期心血管应激反应的预防，而适当使用血管活性药对维护拔管期血流动力学稳定有积极作用。
　　压力反射敏感性(baroreflex sensitivity，BRS)与心血管的稳定性相关性好，高血压患者的交感神经活性增强，可引起
BRS降低，从而使心血管事件发生率增加。插管前单次应用URA对BRS不产生明显影响，因此应用URA抑制气管插管反应对高血
压患者是安全的。动物实验亦表明，URA短时间内降压对BRS不产生影响，而长时间降压则可显著提高BRS。原发性高血压全麻
患者围拔管期给予URA 0.25～0.5 mg/kg可抑制拔管后脑电双频指数（bispectral index，BIS）的增加，并且有效减轻原发
性高血压全麻患者围拔管期的血流动力学改变，说明URA可能具有抑制机体对伤害性刺激所引起的交感神经兴奋作用、维持血
流动力学稳定［34-35］。
7.2抑制术中高血压
麻醉中出现突然血压升高的原因较多,最常见的原因是在浅麻醉状态下遇强刺激和手术牵拉等导致心血管强烈反应所致，
尤以术前存在高血压病或内源性儿茶酚胺分泌异常者更易发生。突然发生的高血压可造成心肌短暂而严重的负荷骤增，严重
者导致各种心律紊乱甚至心搏骤停，防治的重点是既要迅速降动脉血压又要迅速使心肌的氧供需达到平衡。
全麻下行腹腔镜手术在二氧化碳气腹建立时和建立后，由于机体的应激反应，可使肾素-血管紧张素系统活性增强，儿茶
酚胺释放增加，外周阻力增加，心率增快，动脉压上升，心脏后负荷显著增加，从而使左室壁张力和心肌耗氧量增加。气腹
后静脉注射URA 0.3～0.5 mg/kg，能有效地缓解和控制腹腔镜手术气腹后血压的心血管反应［36］，有效维持气腹期间血流
动力学稳定［37］。
7.3辅助控制性降低血压
　　某些手术需要麻醉医师对患者施行控制性降低血压，目的是减少出血、使手术野清晰、减少心肌氧耗，或是降低血管张
力，以利于手术操作增加手术安全性［38］。一般是将收缩压或平均动脉压降低30％左右，多不主张超过40％以避免器官灌
注不良。过去根据手术时间长短常使用三磷酸腺苷(adenosine triphosphate，ATP)、硝普钠、硝酸甘油、酚妥拉明、尼卡地
平降压，但不是出现心律失常问题，就是反射性心率增快，降压效果不好，并可能增加颅内压，又或是出现药物中毒问题，
所以均不太理想［39］。而URA的应用由于它阻断外周受体和部分α2受体以及中枢5-HT1A受体兴奋作用，使它不产生“休克
性”低血压和无反射性心率加快，单次大剂量使用也很安全。
研究发现，静吸复合全身麻醉下，当失血量在800～1200 ml之间，高容血液稀释联合URA应用于脊柱外科手术时，中心静
脉压水平不高、心率无明显增快，血液动力学稳定，无组织灌流不足和微循环障碍，且能明显减少术中失血量和输血量［40
］。另瑞芬太尼联合URA可用于鼻内窥镜的控制性降压，可控性强，获得良好的术野质量，提高手术医生对术野满意度，缩短
手术时间，并不延长拔管时间，是鼻内窥镜较适宜的麻醉方法［41］，剂量建议URA 25～50 pg/(kg·min)或URA 0.3～0.6
mg/kg。
7.4预防颈丛阻滞时的心血管反应
　　颈丛阻滞麻醉时，局麻药直接作用于颈动脉窦致感受器减弱或消失，对迷走神经产生阻滞作用，从而导致心律增快、血
压升高，严重者血压可达200 mm Hg以上，心率可达160次/min以上,严重时可并发心率失常、心衰甚至脑血管意外。如果使用
硝普钠、硝酸甘油等降压药更会引起反射性心率加快，使用β受体阻断剂如美托洛尔、艾司洛尔是必要的，但也只能使心率
减慢，降压作用不明显，此时使用URA则多能立即收到较好效果，如再伍用小剂量的β受体阻断剂美托洛尔或艾司洛尔则效果
更显著。
8URA在特殊手术围手术期中的应用
8.1嗜铬细胞瘤手术围术期的应用
　　传统上嗜铬细胞瘤患者术前需要准备至少2周，有病例报道静脉持续输注URA 3 d，术前晚加用硫酸镁，准备3 d即可成
功施行手术［42］。患者术前3天连续输注URA 10～15 mg/h直至肿瘤切除，观察血流动力学参数和测定血浆儿茶酚胺水平，
结果所有患者在整个手术过程中血流动力学稳定，证明URA由于其αl受体阻断作用对嗜铬细胞瘤患者血压、心率平稳效果较
好［43］。也有使用更大剂量URA并取得较好的临床效果的报道［44］。
8.2妊娠高血压和先兆子痫中的应用
　　据文献报道，同双肼酞嗪5 mg比较，URA 12.5～25 mg可控性更好；URA组1例出现头痛，双肼酞嗪组6例出现不良反应并
有一些出现反射性心率增快。据此认为，对于先兆子痫产妇，URA与双肼酞嗪比较具有良好的可控性和耐受性［45］。
8.3单肺通气期间的应用
双腔气管导管进行单肺通气时由于双腔气管导管管径粗，弯曲多，插入位置深，在插管和拔管过程中对喉、气管、隆突
和支气管刺激剧烈，导致患者交感原肾上腺素系统活动性增强，血浆中的儿茶酚胺浓度明显升高，引起强烈的心血管反应。
由于老年患者多伴有支气管哮喘、慢性阻塞性肺疾病（chronic obstructive pulmonary disease，COPD）和心功能不全，采
用β肾上腺素能受体阻滞剂可加重和诱发这些疾病而被列为禁忌。因此URA预防因双腔气管导管插管和拔管引起的心血管不良
反应对老年患者更为合适，可提高手术麻醉安全性。此外，URA可降低慢性阻塞性肺疾病患者的肺动脉压力、肺血管阻力以及
PCWP，增加心输出量，对肺循环的影响要明显强于体循环，显示出其治疗慢性低氧性肺动脉高压的价值。胸科手术麻醉中单
肺通气期间应用小剂量URA能在基本不影响血流动力学的情况下，改善动脉氧合和减少肺内分流［46］。
9结语
　　选择静脉降压制剂关键在于确切而稳定的降压效果和尽可能少的不良反应，尤其要求不降低器官的灌注和不引起反射性
交感兴奋（增加耗氧），URA是迄今为止符合上述要求的制剂之一。在治疗高血压方面较酚妥拉明等其他α受体阻滞剂作用更
强更快。URA既能扩张动脉也能扩张静脉，降低MAP同时心率不变，心肌耗氧指数随之下降。由于同时具有降低肺动脉压的作
用，因而可降低心脏前后负荷，治疗合并心衰的高血压急症较传统的硝酸甘油、硝普钠效果好，且没有反射性心率增快。URA
在围手术期预防心血管反应方面，因其用药简单方便，起效快，安全平稳，无快速耐受性，用药后心率稳定，是目前外科、
麻醉科用于围手术期高血压控制的理想用药。对伴有肾功能不全、冠心病、糖尿病、痛风者较安全。因此认为URA是一个值得
进一步研究和推广的理想降压药物。当然也应该客观认识到，目前URA相关的大型随机对照临床研究仍较少，其研究证据主要
来自于规模较小的观察性临床研究。因此，今后的研究工作中应积极引入规模较大、以临床事件为终点的随机临床试验，以
期更为深入客观地认识URA的临床作用。静脉使用URA降压治疗中应注意以下事项：
　　（1）严密监测血压，避免降压过快和过度。
　　（2）α受体阻滞剂降压过程中常出现体位性低血压，临床应予以充分注意。
　　（3）以下情况应从更小剂量开始用药：a. 容量不足（应补充血容量后再用）；b. 高龄老年人；c. 心室收缩功能不全
的心衰患者；d. 使用URA以前已经使用其他降压制剂。
　　（4）对需要口服药物维持降压的患者，当血压降低到安全水平后，如病情允许应尽早恢复或启用口服降压药物（急性缺
血性脑血管病应在24 h后），并在血压监测下逐渐减低静脉URA速度直至撤除。
　　（5）其他注意事项请参照药品说明书。

共识专家组名单（按姓名汉语拼音顺序排列）：
蔡洪流(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一医院急诊科);付研（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同仁医院急诊科）；黄曼(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
邵逸夫医院危重医学科);马岳峰（《中华急诊医学杂志》编辑部）；秦俭（首都医科大学宣武医院急诊科）；沈潞华（首都
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友谊医院心脏中心）；王继光（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瑞金医院高血压科）；王宁（首都医科大学北京
宣武医院神经外科）；王志萍（南京医科大学附属无锡人民医院麻醉科）；吴士尧（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九人民医院
心脏内科）；曾红科（广东省人民医院急危重症医学部）；朱涛（四川大学华西医院麻醉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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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稿日期：2013-06-24）
（本文编辑：郑辛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