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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一名大三的医学生，在学习生涯中，医学人文的重要性被不断强调。长久以来，医学作为一门人文学科，“将人文关怀贯穿全过程”被作为一名医生诊疗好坏的评价标准，人们认为医生应“急病人所急，想病人所想”。诚然，时刻为患者着想是医生的必修课。然而，有时在患者眼中的“关怀”、“近人情”，可能会阻挡医生做出最专业、冷静且理性的医疗决策。当今医患关系高度紧张的社会中，医生到底应如何既满足患者期待，又坚守自己的专业立场？

怀揣着这样的疑问，我走进了内科学的临床见习，在作为见习生跟着带教老师走进医院接触患者的过程中，许多医生与患者的故事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让我逐渐对叙事医学的现实意义有了更深的体会，也对这个问题有了答案。

我记忆最为深刻的是在消化内科的见习经历。那是一位76岁的男性患者，两小时前刚经历了贲门失弛缓症Heller肌层切开术。自我踏入病房起，他便开始不断呻吟，麻药过后的疼痛让他无法忍受。他的身体蜷缩如风干的虾，花白的头发上挂着汗珠，手指死死抠住被子。“医生呢……医生......痛啊......我这里痛......”,他在呻吟中挤出断续的文字，声音嘶哑中带着颤抖。旁边的家属满眼心疼，只能一遍又一遍的摩挲着他插着留置针的手背，“好好好，我知道你疼了，医生就快来了，很快就能打止痛药了”。“医生！你快给我爸爸打个止痛吧，我看着难受死了。”一位小腹隆起的主治医生步履蹒跚走进病房，看起来已临近产期了。她撑着腰俯身查看监护仪的数据，指尖在患者腹部轻轻按压。“阿叔，我知道你现在刚刚做完手术，切口肯定是疼的，很多年轻人都受不了这个疼痛，你已经很厉害了。但是术后疼痛是必经之路，”她用手轻轻地握住患者的手背，声音平稳而坚定，“如果现在用强效止痛药，腹腔内出血的信号会被掩盖，有可能危及生命的。我刚刚看了监护，查了腹部，生命体征是平稳的，按压腹部也没有出血的表现，现在这个疼痛应该是术后正常的。” 患者家属无措的站在旁边哀求，“他刚做完手术肯定很疼，你给他打个止痛，说不定明天就会好一点了.......”医生便再次瞟了一眼监护仪上的数字，弯下腰贴近患者，“我知道，我知道你的伤口很疼，但我们忍一下好吗？最疼就是今天了，明天会好很多的。”医生转头面向家属，“阿姨您也不用太担心，阿叔的情况我们医生护士都看着呢，有什么问题我们会尽快处理的，但是这个切口疼，如果用了止痛药反而会影响我们对病情的判读，对阿叔反而是不好的。我们把床调高一点吧，减少胃酸刺激，阿叔应该会好一点。”医生解释完毕，跟家属一起把患者的床头摇高，转身慢慢离开。家属目送其背影，最终沉默着坐回病床旁。

我站在角落里，看着患者因疼痛而扭曲的脸，听着一遍又一遍嘶哑的呻吟，内心无比难受。但重新回想医生的话，我突然明白了医生不能无条件的为患者着想，满足他们所有的需求。或许作为医生，我们是有责任为患者解除痛苦，但有时疼痛是身体的警报，在某些情况下，医生不能替患者关掉它——而是负责在警报声中找到火源。原来某些时候医生的“铁石心肠”，原来是一把钝刀，为了做出理性的决定，将感性剥离。

另一位令我印象深刻的患者是在呼吸内科见习的过程中遇见的。72岁的他因严重的肺间质感染躺在重症监护病房。带教老师带着我们走进监护室，拍拍他布满皱纹的手臂，熟练地与他交谈：“大叔，今早没什么特别不舒服的吧，你之前不是一直说想回家，想看看家里养的猫有没有回家，想喝一喝老伴熬的米粥吗？好好躺着，明天家里人就来接你出院啦。”我看着床头的病历本和监护器上的数字，满脸疑惑。因为他明明看起来病的不轻，手上满是留置针，鼻子上插着氧气管，身形消瘦。爷爷听到后努力地对我们点点头，露出笑容。病房里数不清的监护仪时不时在规律的响声中传来警报，不同患者所用的消毒水的气味凝固在空气里，与患者的呻吟交织成一首冰冷的交响曲。事后我追问老师，这个患者明天真的可以出院了吗？带教老师轻叹一口气，说道：“估计没剩多少时间了，这样治疗对他来说是一种痛苦，对家里人也是。他们没钱了，决定不治病了。”我一愣，即使从前听过许多不少此类案例，可当患者活生生站在我面前时，我仍无法控制地为他感到痛苦。“做医生久了，见的多了，你就会知道了，很多人都只能这样。在疾病面前，很多时候医生还是无能为力的。”或许是看我无言，带教老师安慰我说。“我刚当医生的时候也经常觉得没能把人救回来，很有挫败感，总想多做一点是不是结局就不一样了呢，但是事实上，能不能把人救回来不是医生努力就可以解决的事，反而这样的想法会不断消耗自己。所以我现在宁愿多查几个患者，多跟他们聊聊，听听他们的心声，人反而踏实了。”

我理解，作为一名医生应该根据患者条件和经济负担，做出最适合他们的决定。这一刻的“铁石心肠”，是用舒缓治疗让老人能倚着枕头喝下半碗米粥，让他能不用忍受全身插满管子的痛苦度过生命最后的时光。医生的“铁石心肠”亦是如此：当治愈无望时，选择保守治疗不是放弃，而是将医学从“对抗死亡”的执念中解放，转而托起生命的质量。这种“不作为”比“作为”更需要勇气。

现实生活中，医患冲突很多时候是因为双方因角色立场的差异站在不同角度考虑问题。患者期待医者能够完整接收其叙事，并迅速治愈病情，缓解痛苦。然而从临床实践视角，医务工作者需维系专业抽离状态，避免过度情感投入，因此适时打断患者的叙事和选择性听取叙事才能维持诊疗决策的客观性，做出专业的判断，给出理智、合理的治疗方案。由于医生和患者的认知差异，种种医患冲突给医生职业带来了极大的挑战。不少医生开始思考是否应该给予患者足够的人文关怀，缓解患者当下的痛苦是否比“理性”对待患者的身体疾病更为重要。然而，医学的干预阈限决定了其无法穷尽所有响应诉求。医生无法满足患者的每一个需求、治愈每一个疾病。

在这次见习的过程中，我深刻感悟到，如何修炼出一颗“铁石心肠”在医学生涯中需要不断修炼的必修课。这颗“铁石心肠”是因为他们无时无刻直面生死抉择，只有情感抽离才能更好做出下一个理智的诊疗决策。但“铁石心肠”也并非将患者感受置之不顾，而是在不能解除患者痛苦的时候聆听、安慰患者，用患者了解的方式进行解释，达到医患共同决策，这也是叙事医学在临床应用的具体体现。

叙事医学由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教授丽塔·卡伦提出，强调通过倾听患者的故事来提升医疗质量，促进医患沟通。它的核心在于将疾病视为一个故事，而不仅仅是症状的集合。叙事医学从不要求医生成为悲情英雄，而是教会他们如何把病例还原成“人”的故事。

叙事医学不要求医生在理性与感性之间二选一，“人文关怀”并不是舍弃理性决策后的选择，“铁石心肠”也不是将对患者的关怀置之不理。叙事医学的实践价值在于其能够在医学的理性框架与人性化的感性关怀之间架设桥梁，更好地进行医疗实践。在理性与感性的交汇处，叙事医学也并非折中主义的妥协，而是开创了更具张力的医疗实践范式。它要求医者同时掌握两种语言：用科学语言与疾病对话，用故事语言与生命共鸣。这种双重能力使得“铁石心肠”不再单单意味着情感剥离，而是彰显为对生命复杂性的深刻敬畏——既敢于用理性之刃切除病灶，又懂得用感性之光温暖患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