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年5~6月期间广州医科大学附属市八医院收治的Delta变异株感染的新冠肺炎本土确诊病例161例和无症状感者5例。本研究经广东省中医院伦理委员会批准通过(编号：BE2021-114-01)。

参照国家卫生健康委、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发布的《新型冠状病毒肺炎诊疗方案(试行第八版)》^[4]，有流行病学史和临床表现，且具备血清学或病原学证据者确诊新冠肺炎；根据临床表现和辅助检查，将疾病分型为：轻型、普通型、重型和危重型。具备病原学证据但无自我感觉或可临床识别的症状和体征者定义为无症状感染者。

Delta变异株感染的新冠肺炎的确诊病例和无症状感染者；2021年5~6月期间发病的广州本土病例及关联病例。同时符合以上两点者方可纳入本研究。

病历资料存在严重缺失的病例；疑似病例；输入性病例。有以上任何一种情况时需排除出本研究。

由临床医师使用统一、规范的数据表格采集病例相关数据及相应的实验室检测信息等，并录入和上传数据管理系统。数据校对正确后，由临床医师和数据管理员等共同锁定数据。数据库严格执行数据使用管理规定，确保数据的安全和保密。资料收集内容包括：（1）人口学特征：性别、年龄、基础疾病、新冠疫苗接种情况；（2）新冠肺炎疾病分型、入院至转重型和危重型时间；（3）临床症状；（4）入院48 h内主要辅助检查：血常规、炎症指标、细胞因子、病毒核酸；（5）住院治疗情况：呼吸支持方式、西医治疗方法、中医治疗方法；（6）疗效评价：发热持续时间、核酸转阴时间、28 d病死率。

用SPSS18.0统计软件包建立数据库及进行数据分析。计量资料使用Kolmogorov-Smirnov检验评估分布的正态性。符合正态分布的计量资料以均数±标准差（Mean±SD）描述，当方差齐时，两组比较采用Student's t检验，三组间比较采用单因素方差分析进行总均值比较，然后采用SNK-q法进行两两比较；当方差不齐时，两组间比较采用校正的Student's t检验，三组间比较采用welch检验进行总体均值比较，然后采用Dunnett T3检验进行两两比较。不符合正态分布的计量资料采用中位数（四分位间距）[Median(M)(Q=P₇₅-P₂₅)]描述，组间比较采用秩和检验。计数资料计算构成比及率，组间比较采用χ²检验或精确概率法（Fisher's），等级资料组间比较采用秩和检验。发生重症的危险因素采用非条件逐步Logistic回归分析。检验水平α=0.05，（正态性检验为α=0.10）。

2021年5~6月期间广州医科大学附属市八医院共收治Delta变异株感染的新冠肺炎本土确诊病例和无症状感染者共166例，无排除病例，最终全部纳入分析。其中，轻型26例、普通型97例，定为非重症组，重型24例，危重型14例，定为重症组，另有无症状感染者5例。

纳入166例研究病例中，有男性69例（41.6%），女性97例（58.4%），年龄最小1岁2个月，最大92岁，（47.0±23.5）岁，其中无症状感染者以6岁以下儿童为主，重症病例60岁及以上年龄段占比（73.7%）显著高于非重症病例（22.8%），两组年龄分层对比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 < 0.01）。52例（31.3%）病例有基础疾病，主要包括高血压、糖尿病、慢性心脏病、慢性肺病等。其中，重症病例有高血压、糖尿病所占比例均高于非重症病例，两组对比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 < 0.01）；重症病例有慢性心脏病所占比例高于非重症病例，两组对比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 < 0.05）（表 1）。

纳入166例研究病例中，有39例（23.5%）已接种国产灭活疫苗，其中26例已完成1剂疫苗接种，13例已完成2剂疫苗接种，127例（76.5%）未接种疫苗。接种1剂疫苗病例的接种疫苗后到发病的时间为（27.12±15.22）d，最长69 d，最短1 d，不足14 d的有4例; 接种2剂疫苗病例的末次接种疫苗后到发病的平均时间为（55.00±50.21）d，最长131 d，最短12 d，末次接种疫苗到发病时间不足14 d的有1例。

接种2剂疫苗的患者所接种疫苗的生产商分别为：北京科兴（6例），北京生物（2例），北京生物+北京科兴（2例），北京科兴+武汉生物（1例），北京生物+兰州生物（1例），另有1例接种的国产灭活疫苗生产商不详。接种1剂疫苗的患者所接种疫苗的生产商分别为：北京科兴（16例）、北京生物（5例）、武汉生物（2例）、兰州生物（2例），另有1例接种的国产灭活疫苗生产商不详。接种2剂疫苗的病例重症比例为7.7%，低于接种1剂疫苗的11.5%和未接种疫苗的26.8%，但三组对比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表 2）。

161例确诊病例在住院病程中，最常见的症状为发热（134例，83.2%），且有63例（39.1%）的体温峰值超过39℃；其他常见的症状包括咳嗽（102例，63.4%）、咳痰（86例，53.4%）、疲倦乏力（34例，21.1%）, 其次为口干（31例，19.3%）、恶寒（26例，16.1%）、全身疼痛（25例，15.5%）、头痛（23例，14.3%）、气促（19例，11.8%），而鼻塞流涕（12例，7.5%）、腹泻（12例，7.5%）、恶心呕吐（8例，5%）、味觉下降（2例，1.2%）、嗅觉下降（2例，1.2%）等症状出现比例相对较低。其中，重症病例出现发热的比例（97.4%）显著高于非重症病例（76.4%）, 两组对比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 < 0.01），且重症病例发热峰值大于或等于39℃的比例（65.8%）也显著高于非重症病例（30.9%）, 两组对比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 < 0.01）。此外，重症病例咳嗽、气促、胸闷的发生率高于非重症病例, 两组对比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 < 0.01）；重症病例腹泻的发生率也高于非重症病例, 两组对比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 < 0.05）（表 3）。

共计161例病例入院后有1次或多次病毒核酸N基因和（或）ORFlab基因检测呈阳性（检测采用实时荧光PCR法）。其中入院首次检测病毒核酸N基因、ORFlab基因的ct值中位数分别为24.6、25.3，最低分别为11.9、13.5（无症状感染者分别为22.1、22.1，非重症分别为11.9、13.5，重症分别为13.4、15.1）（表 4）。病程中病毒核酸N基因、ORFlab基因的最低ct值中位数分别为20.3、21.5，最低ct值分别为11.9、13.5（无症状感染者分别为22.1、22.1，非重症分别为11.9、13.5，重症分别为13.4、15.1，均出现在入院首次检测。重症和非重症病例的入院首次核酸ct值和病程核酸最低ct值对比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表 4）。

入院48 h内，血常规检验显示：有15例（9.0%）出现白细胞计数下降，其中非重症13例（10.6%），重症2例（5.3%）；87例（52.4%）出现淋巴细胞计数下降，其中非重症63例（51.2%），重症24例（63.2%），重症病例出现白细胞计数下降、淋巴细胞计数下降的比例与非重症病例对比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表 5)。

炎症指标检验中有54例（32.5%）出现C反应蛋白升高，其中重症病例出现C反应蛋白升高的比例（63.2%）显著高于非重症病例（24.4%），两组对比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 < 0.01）。有93例（57.4%）出现血清淀粉样蛋白A升高，其中重症病例出血清淀粉样蛋白A升高的比例（78.9%）显著高于非重症病例（52.1%），两组对比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 < 0.01）。多数病例无降钙素原明显升高（表 6）。细胞因子中有95例（65.3%）出现白介素6升高，其中重症病例出现白介素6升高的比例（93.5%）显著高于非重症病例（62.3%），两组对比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 < 0.01）；有35例（35.7%）出现白介素10升高，其中重症病例出现白介素10升高的比例（66.7%）高于非重症病例（27.6%），两组对比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 < 0.05）。肿瘤坏死因子-α和干扰素-γ升高比例较低，且重症病例和非重症病例升高比例对比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表 6）。

无症状感染者的白细胞和淋巴细胞计数、炎症指标、细胞因子差异无显著性意义（表 5、表 6）。

将是否发生重症定义为因变量Y（非重症: Y=0，重症: Y=1），结合单因素分析结果和临床判断可能影响发生重症的因素选择自变量，包括：基础病（高血压病、糖尿病、慢性心脏疾病、慢性肺系疾病），年龄、发热峰值、接种疫苗次数、白细胞计数下降、淋巴细胞计数下降、白介素6升高、白介素10升高、血清淀粉样蛋白A升高、C反应蛋白升高、入院首次核酸ct值（N基因、ORFlab基因）、病程最低核酸ct值（N基因、ORFlab基因），采用非条件逐步Logistic回归分析，结果提示模型差异有统计学意义（χ²=67.102，P < 0.001）, 模型诊断符合率为83.2%，提示年龄越大、发热峰值越高，发生重症的可能性越大，是发生重症的独立危险因素，相对危险度及95%CI分别为：OR年龄分层=3.09（1.96~4.85）、OR发热峰值=3.53（1.80~6.94）（表 7）。

有125例（75.3%）接受呼吸支持，病程期间患者接受的主要呼吸支持包括：常规鼻导管吸氧65例（39.1%），经鼻高流量湿化氧疗（high-flow nasal cannula，HFNC）46例（27.7%），无创呼吸机通气2例（1.2%），有创呼吸机通气8例（4.8%），体外膜肺氧合（extracorporeal membrane oxygenation，ECMO）支持4例（2.4%）。所有重症病例均接受俯卧位治疗。23例（13.9%）使用抗生素治疗，有10例（6.0%）接受康复期血浆治疗，43例（25.9%）接受中和抗体治疗，15例（9.0%）接受糖皮质激素治疗，17例（10.2%）使用免疫球蛋白治疗，54例（32.5%）使用胸腺肽治疗，有80例（48.1%）病程中曾使用解热镇痛药（表 8）。

159例（95.8%）接受中医药治疗，其中158例（95.1%）使用中药汤剂治疗，42例（25.3%）使用中医药膳治疗，101例（60.8%）使用中成药治疗，仅7位无症状感染或非重症的婴幼儿、儿童未接受中医药治疗，所有重症病例均接受中医治疗（表 8）。

非重症病例以中医治疗为主，中药汤剂使用率达到96.7%，少数病例配合胸腺肽（24例，19.5%）和中和抗体（18例，14.6%）治疗，以及解热镇痛药（51例，41.5%）的对症处理，抗生素、激素的使用率低（分别为3.3%、0.8%）。重症病例以中西结合治疗，中医治疗率达到100%, 在呼吸支持的基础上，配合胸腺肽（30例，78.9%）、免疫球蛋白(12例，31.6)等免疫支持, 以及中和抗体（19例，50.0%）和康复者血浆（7例，18.4%）治疗，同时有19例（50%）的病例使用了抗生素治疗，14例（36.8%）使用激素治疗（表 8），所有病例均未使用抗病毒药物治疗。

共计134例病例在病程期间出现发热，完全退热时间中位数为6 d。其中，重症完全退热时间中位数为9 d，高于非重症病例的5 d，两组对比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 < 0.01）；共计161例病例入院后核酸检测为阳性，核酸转阴时间中位数为19 d。其中，重症病例的核酸转阴时间中位数为20.5 d，显著高于非重症病例的19 d，对比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 < 0.05）。无症状感染者的核酸转阴时间中位数也达到17 d，确诊病例转为重症病例的时间中位数为5 d（表 9）；28 d内无死亡病例。

本研究首次针对中国国内社区传播的Delta变异株感染的新冠肺炎进行了临床特征分析，在一定程度上揭示了疾病发生、发展和预后的规律，对今后Delta变异株感染的新冠肺炎的诊治有一定的参考价值。此次确诊病例中有高达81.9%的病例出现发热，且有39.1%病例的发热峰值超过39℃，发热持续时间中位数达到6 d，提示了发热发生率高、体温峰值高、发热持续时间长的临床特点，这均有别于既往国内文献报道的新冠病毒野生株感染病例的发热特征^[5-7]。此外，仍以咳嗽、咳痰、疲倦乏力等症状为主要表现，但是腹泻、味觉和嗅觉下降等症状发生率较低。而重症病例与非重症病例相比，表现出发热比例更高、高热占比更高、发热持续时间更长的特点，且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显示了发热峰值越高，发生重症的可能性越大。因此，对于Delta变异株感染的新冠肺炎患者，发热的症状、峰值和持续时间，都应密切关注。对于已出现发热的患者，应尽早综合干预，及时有效退热，阻断疾病进展。

病程中多次核酸监测显示了Delta变异株感染病例的N基因、ORFlab基因ct值较低，且低于既往研究报道野生株病毒核酸基因的ct值^[8-9], 提示了病毒载量较高，且无论是无症状感染者，还是非重症或重症，经治疗后核酸转阴时间均较长，中位数达到19 d，明显长于既往研究报道的国内野生株毒株感染病例核酸转阴时间中位数(10~14 d）^[10-12]。已有研究证实了Delta变异株通过基因突变，强化了病毒与人体的结合能力^[13]，增强了病毒逃避抗体的能力^{[2, 14-15]}和对中和抗体的抗性^[16], 从而导致了其高致病力，感染病例临床上表现出现病毒载量较高、核酸转阴时间长的特点。

血常规、炎症和细胞因子等指标的检查显示：Delta变异株感染病例发病早期仍以白细胞下降、淋巴细胞下降、C反应蛋白和血清淀粉样蛋白A、白介素6、白介素10升高、降钙素原无明显升高为主要表现，且重症病例的C反应蛋白、血清淀粉样蛋白A、白介素6、白介素10升高比例较非重症病例更高，与既往文献报道的国内野生株感染病例特征类似^[17-18]。因此，早期监测炎症指标、细胞因子对于病情的评估有重要意义。

此次感染病例中，无症状感染者占比低，而重型和危重型病例占比较高，合计达到22.9%(38/166）, 显著高于今年河北、云南等国内多地发生的本土感染病例^[19-20], 且重症患者中的60岁以上老年人比例高达73.7%。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显示了年龄越大，发生重症的可能性越大。这与既往的对野生株感染病例的研究结果基本一致：重症新冠肺炎患者的平均年龄高于非重症患者^[21]，院内死亡与年龄增呈正有关^[22]。此次确诊病例的老年人占比高(33.8%），以及Delta变异株的高致病性，均考虑是重症发生率高的主要原因。因此，对于老年人，无论早期病情轻重，均应重点关注，警惕病情进展，尽早综合干预，阻断病情进展。

俯卧位治疗对新冠肺炎呼吸衰竭的治疗有效性已经被多项研究^[23]证实了, 也有研究证实了糖皮质激素对重症新冠肺炎患者有改善生存的作用^[24]，推荐在出现急性呼吸窘迫综合征的患者中短疗程应用中小剂量的糖皮质激素^[25], 而对于非重症新冠肺炎患者的并不能改善临床结局^[26]。抗生素推荐避免盲目或不恰当使用，仅用于合并细菌感染的病例^[4]。中医药对新冠肺炎的疗效也已被广泛证实^[27]。此次感染病例的治疗，在实施呼吸支持时广泛采用俯卧位治疗，密切观察病情变化，及时调整呼吸支持策略，重症患者俯卧位治疗达到100%。在药物治疗上，未使用抗病毒药物，激素使用比例为9.0%，主要在重症患者中使用，非重症患者仅1人接受激素治疗。抗生素使用比例为13.9%，主要在已明确合并细菌感染的重症患者中使用。激素和抗生素使用充分权衡利弊，采用更精准的治疗策略，总体使用率低于既往国内野生株感染病例治疗的文献^[28-30]报道。同时，中医药广泛参与治疗，中药汤剂使用率达到95.9%，另外部分患者配合免疫球蛋白、康复者血浆、中和抗体等免疫治疗。此次感染病例虽重症比例高，但是经过中西医结合治疗，实现28 d零病死，治疗取得了良好的效果。

此外，本次广州Delta变异株感染的病例中，仅有39例（23.5%）接种过新冠疫苗，总体接种率较低。我国第一批新冠疫苗接种的人群的年龄段设定在18~59岁，本次感染病例中60岁以上和18岁以下的比例高（51.2%，85/166），考虑是本次感染病例疫苗接种比例较低的主要原因。而已接种新冠疫苗的39例病例中，有13人完成2剂接种，均接种我国自主研发的灭活疫苗，提示已接种疫苗者也可感染Delta变异株。本次接种疫苗后感染新冠肺炎的病例，有部分病例的末次接种疫苗到发病时间不足14 d，人体可能在接种疫苗后短时间内仍无法产生有效和足量的中和抗体。同时，Delta变异株通过与人体结合能力的提高、逃避抗体的能力的增强以及对中和抗体的抗性而获得了高致病力^{[2, 13-16]}。这些因素都可能是接种疫苗后仍发生感染的原因。在重症发生率方面，接种2剂疫苗的病例重症比例为7.7%，低于接种1剂疫苗的11.5%和未接种疫苗的26.8%，提示了国产灭活疫苗对新冠肺炎重症的保护作用，但是组间对比差异无统计学意义，考虑与样本数量少相关，疫苗的保护作用有待进一步的大样本研究。

利益冲突  所有作者均声明不存在利益冲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