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 北京大学第三医院教育处;
3 江西中医药大学;
4 北京大学药学院药事管理与临床药学系
有效的医患沟通在构建和谐医患关系中起到重要作用[1]。尤其是在急诊科环境,急诊的患者数量多,病情重,变化快;患者家属心情急躁,心态不稳,医师的沟通技巧会影响临床实践中的多种因素,研究[2-4]表明,有效的医患沟通可以提高患者的满意度,患者的依从性等。此外,有效的沟通还可以提高医师的工作满意度和幸福感[5]。本课题拟对北京某三甲医院的住院医师进行调查,了解其对医患沟通影响因素的认可度情况及不同人口学特征和医患沟通影响因素的相关性。
1 资料与方法 1.1 调查对象北京某三甲医院住院医师。
1.2 调查方法问卷调查法。
1.2.1 调查问卷的设计问卷内容分为两个部分:
① 被调研人群的基本信息,包括性别,生源地,培养类型,实习科室数量,是否认为医患沟通技能有帮助,是否有医患沟通沟通体验等。
② 医患沟通影响因素量表:由亢克[6]编制,量表包括九个维度,50个条目。量表采用Likert7分量表,从1-7分别表示为“非常不同意”、“不同意”、“有点不同意”、“一般”、“有点同意”、“同意”、“非常同意”,得分范围在50-350之间,得分越高表示越认同这些因素对医患沟通的影响。
1.2.2 调查方法本调查的时间为2019年9月6日至2019年9月8日,通过住院医师6个硕士研究生纵向班和2个八年制博士研究生班进行分层抽样,抽样数量与班级人数大致成正比(约50%)。委托各住院医师班主任发放问卷,采取“问卷星”的形式发放问卷并回收。
1.3 统计学方法通过问卷星生成并导出数据,采用SPSS 21.0对结果进行统计、分析。采用描述性统计法分析被调研人群的基本信息、住院医师医患沟通影响因素认可度,采用单因素方差分析法分析不同人口学特征和医患沟通影响因素认可度的相关性。
2 结果发放问卷297份,回收297份,回收率100%。
2.1 问卷信效度评价除基础信息之外,“医患沟通影响因素量表”的整体α系数为0.985,九个维度α系数分别为医患关系信念0.899、医疗行为保障0.945、医患沟通态度0.967、专业伦理认知0.936、同侪影响0.930、上级影响0.947、医患沟通主观规范0.872、医患沟通知觉行为控制0.943、医患沟通意图 0.935,评价极好(均>0.7),且优于原始文献结果(整体α系数为0.931,各维度α系数大于0.768)。问卷的设计有可靠的参考文献支持和扎实的理论基础,经过预测试并对题目进行过修正处理,因此具有良好的内容效度;除“被调研公众的基本信息”子问卷之外,所有题目的因子载荷系数值均高于0.6,KMO值为0.971,Bartlett球形检验对应的P值均为0.000,具有良好的结构效度。综上所述,问卷设计合理,信效度评价良好。
2.2 人口学特征297位住院医师的社会人口学特征见表 1。
项目 | 人数 | 构成比 |
性别 | ||
男生 | 132 | 44.44% |
女生 | 165 | 55.56% |
源地 | ||
城市 | 194 | 65.32% |
农村 | 103 | 34.68% |
培养类型 | ||
学术型 | 111 | 37.37% |
专业型 | 186 | 62.63% |
实习科室(个) | ||
<3 | 47 | 15.82% |
3~5 | 54 | 18.18% |
6~9 | 68 | 22.90% |
>9 | 128 | 43.10% |
是否有帮助 | ||
是 | 251 | 84.51% |
否 | 46 | 15.49% |
沟通体验 | ||
经常进行 | 163 | 54.88% |
偶尔进行 | 134 | 45.12% |
被调研的住院医师在急诊科医患沟通影响因素总分为305.88±35.75。
2.4 不同人口学特征与医患沟通影响因素认可度相关性分析通过单因素方差分析个人基本情况与住院医师九个维度的医患沟通影响因素认可度的影响,见表 2。
类别 | 因素a | 因素b | 因素c | 因素d | 因素e | 因素f |
医患关系信念 | 0.009a | 0.708 | 0.105 | 0.339 | 0.056 | 0.684 |
医疗行为保障 | 0.032a | 0.946 | 0.114 | 0.231 | 0.005a | 0.763 |
医患沟通态度 | 0.092 | 0.907 | 0.448 | 0.870 | 0.078 | 0.548 |
专业伦理认知 | 0.000b | 0.434 | 0.037a | 0.183 | 0.048a | 0.213 |
同侪影响 | 0.122 | 0.771 | 0.166 | 0.384 | 0.027a | 0.939 |
上级影响 | 0.273 | 0.430 | 0.565 | 0.314 | 0.078 | 0.508 |
医患沟通主观规范 | 0.195 | 0.409 | 0.418 | 0.379 | 0.173 | 0.898 |
医患沟通知觉行为控制 | 0.314 | 0.478 | 0.218 | 0.795 | 0.001a | 0.163 |
医患沟通意图 | 0.187 | 0.761 | 0.058 | 0.361 | 0.025a | 0.820 |
注:影响因素a-f分别代表性别、生源地、培养类型、实习科室数量、是否认为医患沟通技能有帮助、是否有医患沟通沟通体验;aP<0.05;bP<0.01 |
该三甲医院住院医师对急诊科医患沟通影响因素的认可度整体较高,均高于目前报道的其他研究[7]。总分为305.88±35.75,各维度得分依次分别为36.12±4.66、31.03±4.01、31.43±3.90、61.74±7.76、30.80±3.98、31.12±3.98、30.05±4.25、35.07±5.41、18.84±2.35。这可能是由于:①本课题的研究的住院医师临床经验更丰富,对于急诊医患沟通影响因素的体会感更强,认可度就越高[8-10]。②本课题研究对象在国内知名的三甲医院,是北京大学医学部直属附属医院,相较于其他报道的医院,本院急诊科病患人流量较大,其住院医师在医患沟通上会更加重视,就会更加认可医患沟通的影响因素。
在具体题目层面,得分最高的一项是“我认为医生应保密患者的病情与个人隐私”(6.41±0.82),最低的一项是“若对我有影响的个人或团体反对我进行医患沟通,我会尽力配合他们”(5.59±1.47)。“我认为医生应保密患者的病情与个人隐私”得分最高可能是因为①教育者在教学中强调医学伦理中注重患者隐私的重要性。②现代社会越来越多人注重隐私问题,这可能给住院医师的工作带来了一定的影响。“若对我有影响的个人或团体反对我进行医患沟通,我会尽力配合他们”得分最低可能是因为住院医师意识到急诊科医患沟通在医疗服务中的重要性并且主观意识较强,不容易受到外界的影响而不进行或者少进行医患沟通。
在维度层面,经过百分比换算(平均得分除以各维度总分),平均得分由高到低分别为医患沟通态度(89.80%)、医患沟通意图(89.71%)、上级影响(88.91%)、医疗行为保障(88.57%)、专业伦理认知(88.20%)、同侪影响(88.00%)、医患关系信念(86.00%)、医患沟通主观规范(85.86%)、医患沟通知觉行为控制(83.50%),各维度得分均高于其他研究。医患沟通知觉行为控制的认可度是九个维度中最低的一项,而此维度中分数最低题目是“我相当熟悉医患沟通中的要领”(5.68±1.15),这可能是因为学习医患沟通的理论知识在实际中需要灵活应用,这与临床知识的运用不同,临床知识有较系统的应用过程,而医患沟通更需要医学生时刻关注患方的情绪变化作出不同的沟通方式,因此在学习医患沟通相关课程时,要加强实际运用的训练。
医患沟通影响因素的认可度受到性别、培养类型、是否认为医患沟通技能有帮助等因素的影响。具体表现为:对医患关系信念、医疗行为保障和专业伦理认知这三个维度的认可度女生比男生高(P<0.05), 其中性别和专业伦理认知的相关性最强(P<0.01)。培养类型对医学生对专业伦理认知有影响,专业型住院医师比学术型认可度高(P<0.05)。是否认为医患沟通技能有帮助对医疗行为保障、专业伦理认知、同侪影响、医患沟通知觉行为控制和医患沟通意图有影响,认为医患沟通技能有帮助的住院医师总体上比认为没有帮助的认可度高,并且有统计学意义(P<0.05)。女生对医患沟通影响因素的认可度比男生高,这可能是因为女生在与人沟通时普遍比男生细心,并且比较感性,更加关注患者的感受,所以对医患沟通的影响因素认可度比男生高,特别是在专业伦理认知上,女生优于男生。专业型住院医师对专业伦理认知的认可度比学术型高,可能是因为专业型住院医师偏向实践,在学习过程中教育者会强调专业伦理的重要性,专业型住院医师就会更重视专业伦理。认为医患沟通技能有帮助的住院医师对医患沟通影响因素的认可度比认为没有帮助的高,可能是因为,在认知方面对医患沟通技能认同感高,对医患沟通的影响因素的认可度就高。而对于生源地是城市或农村、实习科室数量等因素,对于医患沟通影响因素的认可度没有统计学意义(P > 0.05)。
综上所述,在急诊流水量非常大的北京某三甲医院,研究生住院医师在培养过程中,对医患沟通有着较高的重视,也接受了系统的医患沟通训练,在当今的社会,医患关系仍然比较紧张,在未来的住院医师培训中,应该更多的加入沟通技巧的专业培训。本研究存在选择偏倚和测量偏倚。①选择偏倚:本课题抽取的研究对象不是完全随机化的,虽然研究对象是按照比例从各班抽取,但抽取的对象是自愿填写问卷;②测量偏倚:研究对象的评定标准在不同个体之间存在一定的差异,这有可能导致调查结果偏离真实值。
[1] | Silverman J, Kurtz S, Draper J. Skills for communicating with patients[M]. Oxford: Radcliffe Publishing, 2005. |
[2] | Gu L, Deng J, Xu H, et al. The impact of contract service policy and doctor communication skills on rural patient-doctor trust relationship in the village clinics of three counties[J]. BMC Health Services Research, 2019, 19(1). DOI:10.1186/s12913-019-3875-x |
[3] | Williams P A, Prabandari Y S, Burfeind C, et al. Impact of a Pilot Intervention to Increase Physician-Patient Communication About Stroke Risk in Indonesia[J]. Health Commun, 2016(12): 1573-1578. DOI:10.1080/10410236.2015.1082456 |
[4] | Matilla-Santander N, González-Marrón A, Martín-Sánchez J C, et al. Precarious employment and health-related outcomes in the European Union: a cross-sectional study[J]. Critical Public Health, 2019(2007): 1-12. DOI:10.1080/09581596.2019.1587385 |
[5] | Wool M S. Teaching and Learning Communication Skills in Medicine (2e)[J]. Health Expectations, 2010, 8(4): 363-365. DOI:10.1111/j.1369-7625.2005.00351.x |
[6] | 肖满田, 钱兴国, 邓爱芬. 临床实习医学生医患沟通技能影响因素调查[J]. 中国高等医学教育, 2016(9): 48-49. DOI:10.3969/j.issn.1002-1701.2016.09.023 |
[7] | 王艳卓.医学生医患沟通能力调查及其影响因素分析[D].吉林大学, 2018. DOI: CNKI:CDMD:2.1018.214071. |
[8] | 沈海涛, 赵敏. 医患沟通教育在急诊科临床教学中的实施[J]. 中华医学教育探索杂志, 2018, 17(12): 1273-1276. DOI:10.3760/cma.j.issn.2095-1485.2018.12.019 |
[9] | 赵丽, 王良滨. 试论构建和谐医患关系政府之责任[J]. 中华医学教育杂志, 2015(1): 5-7, 56. DOI:10.3670/cma.j.issn.1673-677X.2015.01.002 |
[10] | 邹希利. 浅谈医学教育中增加医患关系处理课程的必要性及方案[J]. 人力资源管理, 2010(7): 225-226. DOI:10.3969/j.issn.1673-8209.2010.07.17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