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人把长在树上的称为“蘑”，长在地上称为“菇”，近代逐渐模糊了蘑和菇的区别，统称为蘑菇，而在我国西南和华南地区则多把这一类生物称为“蕈菌”或“菌子”，所以在蘑菇名称中多以这3个字为词尾，如蒙古口蘑(tricholoma mongolicum)、干巴菌(thelephora ganbajun)、松乳菇(lactarius deliciosus)、亚稀褶红菇(russula subnigricans)、皱马鞍菌(helvella crispa)、叶状耳盘菌(ionomidotis frondosa)等，也有直接以蘑菇形态、质地特征作为字尾的，如盔孢伞(galerina spp)、冬虫夏草(ophiocordyceps sinensis)、致命鹅膏(amanita extialis)、胶陀螺(bulgaria inguinans)、黑柄炭角菌(xylaria nigripes)等。现代概念中的蘑菇一般泛指大型真菌，指菌物中能够形成肉质或胶质的子实体或菌核，足以让肉眼辨识和徒手采摘的种类。其中被人体摄入或其他方式接触后能引起机体功能性或(和)器质性损害的称为毒蘑菇^[1]。

全世界有记载的毒蘑菇超过1 000种，我国是蘑菇物种最丰富的国家之一。2014年图力古尔等^[2]对我国毒蘑菇既往资料进行了汇总，经系统考证分类名称确认共有435种毒蘑菇 。从毒蘑菇研究分布上看，我国西南、华南、华东、东北及华中部分省，如云南、广东、广西、黑龙江、吉林、湖南等省份开展了较多毒蘑菇研究，而我国西北大部分地区数据较少^[3-9]。

我国开展的毒蘑菇资源调查主要应用形态分类方法，通过比对将主要物种对应到北美欧洲已有的物种上。但近年不断有个案研究发现，我国毒蘑菇物种与欧洲、北美等有较大差别，如分布于欧洲和北美洲的双孢鹅膏(amanita bisporigera)、绿盖鹅膏(a. phalloides)、薄褶鹅膏(a. tenuifolia)和春生鹅膏(a. verna)等在国内没有发现^[10-12]。另一方面，近10来我国共发表鹅膏新物种30余个，其中就有致命鹅膏(a. exitialis)、黄盖鹅膏白色变种(a.subjunquillea var.alba)、淡红鹅膏(a.pallidorosea)、拟灰花纹鹅膏(a.fuligineoides)、裂皮鹅膏(a.rimosa)和假淡红鹅膏(a.subpallidorosea)等多个剧毒种被认为是东亚所特有^[10-16]。这些本地区特有的剧毒蘑菇是近年发生在我国的造成较多死亡的重大蘑菇中毒事件的主要毒蘑菇物种 ^[16-24]。

蘑菇中毒是我国突出的公共卫生问题，国家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信息管理系统报告资料显示，蘑菇中毒死亡人数居食物中毒致死人数的首位。我国各个地区蘑菇中毒发病差异较大，西南区域的云南、贵州、四川、广西发病率高，其中云南一个省的蘑菇中毒事件数占全国总数的近40%^[14,20]，这或许与各个区域毒蘑菇分布不同、人们饮食习惯差异有关。现阶段，我国蘑菇中毒预防控制基础薄弱，亟需从以下四个方面开展工作。

1 蘑菇识别

毒蘑菇识别依赖于对大型真菌的分类鉴定，此技能的掌握需要生物学基础及经验积累，技术的“壁垒”造成既往国内突发的蘑菇中毒事件鲜有明确物种的，即使在蘑菇中毒高发地区也仅能用 “白罗伞”，或“麻母鸡”等俗称来表述，极大影响了蘑菇中毒相关研究的深入。近10年来，多个因素推进了蘑菇中毒中物种鉴定工作，其一是频繁发生的蘑菇中毒事件促成了医学领域专家认识到分类鉴定的重要性而主动寻求生物学家帮助，同时也有越来越多生物学家开始关注蘑菇中毒。如2006年，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启动有毒动植物标本库建设项目，系统采集毒蘑菇标本近百种近千份，建立了标本库和数据平台，并提供查询服务；贵州、云南等蘑菇中毒高发地区的疾病控制、医疗机构与真菌分类学家合作探索解决公共卫生和临床问题的途径，如2015年云南省在6个蘑菇中毒高发县对毒蘑菇标本采集规范进行了试点，并向全省推广，有效提升了蘑菇中毒事件处置中标本采集、保存的规范性，在2015年发生的数十起事件中获得了高质量的现场图片及满足毒蘑菇物种鉴定的样本。2016年国家卫生行政部门安排在北京、贵州和云南开展的蘑菇中毒网络服务模式试点工作也已经启动。其二是分子鉴定技术在蘑菇分类鉴定的应用得到推广。分子生物学方法与信息技术结合形成的DNA 条形码概念，特别是国际生命条形码计划(iBOL)推荐内转录间隔区(ITS)，分子鉴定已经成为新物种发现、物种划界、重大蘑菇中毒事件处置中必须开展的工作。此手段的应用证实我国蘑菇物种与欧美差异很大，发现了很多我国特有蘑菇物种^[14-16]，也促进蘑菇中毒预防控制朝精准化方向迈出一步，为构建蘑菇中毒防控策略形成提供了技术基础。

2 蘑菇毒素研究

蘑菇毒性由其所含的毒素决定。毒素种类、含量及其相互作用是决定蘑菇间具有不同的中毒靶器官、病理改变类型的主要因素。因技术手段和条件限制，至今蘑菇毒素研究工作开展仍集中在健康危害较重的几个类群种，鹅膏属几个物种的毒素研究发现，此类毒蘑菇含有超过70种活性天然产物，至少分为6个结构类型，包括多肽、amavadin、异噁唑、氨基酸衍生物和聚酮、甾醇、神经酰胺。现在认为其中的多肽类类毒素是造成严重毒性危害的主要成分，其中鹅膏毒肽(amatoxins)和鬼笔毒肽(phallotoxins)在杯伞属(clitocybe)，盔孢伞属(galerina)和环柄菇属(lepiota)中也有发现，但毒伞素(virotoxins)只在鳞柄鹅膏(amanita virosa)中有发现^[25]。近年来也有对毒沟褶菌、亚稀褶红菇毒性成分的研究^[26-29]。随着毒素检测技术的发展和普及，蘑菇毒素研究会成为蘑菇中毒预防控制的重要手段，除在蘑菇中毒发病机理研究上的应用外，其蘑菇毒素检测对指导突发中毒事件处理、中毒患者诊断治疗亦有现实意义。

3 毒蘑菇健康效应研究

毒蘑菇分布在多个大型真菌类群中，因毒素不同及其联合作用，人接触每种毒蘑菇后则可致出多样性病理改变，且因接触途径不同、剂量不一、病变的不同阶段，同样使蘑菇中毒呈多样性临床表现。这也是人们对蘑菇毒性认识差异的主要原因之一。现使用的蘑菇中毒分型是从症状体征为主视角进行的归纳，这样的划分对多器官损伤及近似表现的不同病理损伤考虑不足，会造成人为的病程割裂，不能有机反映损害的器官和损伤的性质。如在横纹肌受损时肌酸激酶(CK)明显增高 ^{[22, 27-29]}，同时，肌酸激酶同工酶(CK-MB)可有一定程度的异常表达，但如仅看CK-MB就确定为心肌损伤性改变则可能会出现失误；再如消化道刺激症状是蘑菇中毒最常出现的症状，其可以是毒蘑菇单纯作用于消化道黏膜引起，也可能是其他严重类型损害的早期表现，如仅凭消化道恶心、呕吐、腹疼、腹泻等症状作为分类指标，则容易贻误严重中毒患者救治的时机。从临床毒理学角度看，蘑菇中毒是由多个疾病构成，每种疾病是由一种或多种含有相同或相近毒素的蘑菇引起的一类改变，这类改变可以表现为单一靶器官病变，也可累及多个脏器或系统，因此，蘑菇中毒临床分型研究要基于典型类别中毒临床及病理资料归纳分析，再扩大到对相同或相近种的蘑菇中毒临床资料进行类聚分析及开展相关机制研究得出，把蘑菇中毒作为单一病种管理不符合临床逻辑。当然，蘑菇分类鉴定的普及是实现该临床研究的基础。

4 蘑菇中毒患者的救治

与蘑菇中毒诊断分型遇到的问题相近，面对数百种蘑菇引起的数个甚至数十个不同病理改变的疾病类群，合理的救治途径是根据蘑菇种类和病理改变，开展针对性研究并制定专有的处置方案，要重点开展针对重点毒蘑菇类群的消化道毒物清除、血液净化方法适用条件及其方法评价，研究特定损伤及严重程度的治疗措施等。另外，毒蘑菇只是庞大蘑菇类群中一部分，从现在的认识来看，高毒和剧毒蘑菇仅占其一小部分，现在被认定的“毒蘑菇”部分是“条件致病”，或“食毒不明”，多数接触“毒蘑菇”后尚不需特殊医学处理，或仅进行临床观察即可。而现有蘑菇中毒文献多基于严重病例进行的总结，如依此数据判断我国整体蘑菇中毒病死率会被极大高估。

蘑菇中毒是我国一个突出的公共卫生问题，蘑菇中毒的预防与救治均处于起步阶段，当前的首要任务是尽快开展基础性工作规范推广，优先进行蘑菇物种鉴定、病理/临床特征总结及救治方法评价，开展蘑菇规范采集技能普及、中毒事件和病例资料积累、重点蘑菇中毒类别诊治相关代谢研究，为深入开展蘑菇中毒控制打下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