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是全球灾害较为严重的国家，但是中国却用最少的资源抵御了各种灾害的侵袭。仅就此，可以说这是中国对世界的一种贡献，做出了极不平凡的事例。

灾害的概念是随着人类发展进程而产生的，“灾害”一词早在2000多年前的《左传》与《内经》中就已经分别反复出现过；而“急救”一词在我国的专业应用也有1 600多年的历史^[1]。故自古有“救患分灾”与“救灾恤邻”等源于《左传》的相关四字成语，直接便阐释出了灾害与急救之间的渊源关系。据《中国救荒史》的研究记载显示，我国历史上水、旱、蝗、雹、风、疫、震、霜、雪等灾害，自公元前1766年(商汤十八年)起、至公元后1937年止的3 703年间，共发生5 258次，平均约每半年便有灾荒一次^[2]。

近半个多世纪以来，我国也遭遇了水灾、风灾、疫灾、旱灾、震灾、雪灾等不同灾害的不断侵袭。2009年5月国务院新闻办发布的我国政府第一个有关防灾减灾工作的白皮书《中国的减灾行动》，显示我国的灾害状况具有持续性、且具备灾害“种类多、分布广、频率高、损失重”等几大特点。

地震是天灾之首，战争是人祸之最！建国以来，规模最大又影响深远的、最值得铭记的灾害与院前急救，当属三次举全国之力的抗美援朝战争志愿军的战伤救护和唐山、汶川两大地震的抗震救灾医疗救援。

三年抗美援朝，共有大小50余支医疗队从国内增援到朝鲜前线。在志愿军卫生人员行列中，涌现出近7 000名英雄功臣。志愿军前方与后方医务工作者在抗美援朝期间，共计抢救和医治了383 200多名伤员(未含病员等)^[3]，创造了新中国的战伤救护奇迹。志愿军总司令彭德怀元帅曾多次指出：“抗美援朝战争的胜利，60%~70％应归功于后勤”。这其中的战伤救护等卫勤保障，重要性不言而喻^[3]。

唐山大地震期间，全国先后共派出283支医疗队，近2万名医护人员陆续奔赴灾区，其中解放军医疗队125支。共有15 893名被埋压群众由解放军驻唐部队就近抢救出来；整个救援过程中，军队先后共医疗伤员305万人次，抢救危重伤员4.5万余人。各救援医疗队共治疗伤员159万人次^[4]。

汶川大地震发生后，灾区的医学救援力量在峰值时达6.6万余人，同时14.6 万名解放军、7.5万名预备役民兵也投入到了震灾救援行动中。共有84 017名灾民被从废墟中抢救出来，149万名被困群众得到解救，430多万名伤病员得到及时救治^[4]。

进入21世纪，尤其经历了非典、汶川大地震等多种特殊“灾害”事件的生死洗礼，政府及社会对公共急救事业的关注和重视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带动了我国院前急救的迅猛发展。最直接的反映，就是从以往单纯的、粗放的院前转运，改变成为代表政府职能的，集院前急救、灾害救援、医疗保障、危重病监护转运、急救车服务等功能为一体的急救医疗综合体系。同样，我国的灾害医学在这一时期也步入快速发展阶段。

但是，随着近年来各种严重灾害的频发袭扰，尤其是近期“6·1”监利沉船事件等，再次暴露出我国灾害与急救领域的现实困惑及突出矛盾，归纳有以下七方面症结：

一是中国灾害医学与院前急救进入“不平衡发展”期。一方面各种先进的医疗救援物资及高科技灾害应急装备，随着国力的增强可以“武装到牙齿”；但另一方面中国的老百姓在救护车到达灾害现场之前，大多是根本不会一点自救与互救。二是中国的灾害医学缺少顶层设计。当灾害来袭时，如何做到快速反应、统一行动、行业协调、相互配合，国家及地方各个层面，应该有相应的运行机制。而不能仅靠政府部门或者分管领导的行政指挥。三是灾害医疗救援的任务宗旨不明细。即政府救灾的职能是什么？灾害医学与院前急救扮演着什么角色？怎样才能挽救更多的生命？应有国家统一的应急规划及相关流程。四是对灾害医疗救援的专业认识不清。灾害医疗救援不是单纯院内抢救、院内设备的一种“外搬”。灾害医学本身是一门专业学科，要重视和遵循专业学科的发展及其规律。五是中国的教育(职业、专科、本科、研究生教育等)没有围绕“急救”做设计。人类的急救自救应是一种自我本能反应，当危机来临时，完全依靠与等待专业人员救治，显然极不现实。而我国的各级各类教育安排，均未对急救自救做出统一的明确要求。六是中国的灾害医学缺少基础研究。我国是全球灾害较为严重的国家，但是却缺乏对灾害医学与院前急救的系统性、相关性、前瞻性等科学的、大宗的专题研究。七是国家缺乏稳定灾害医学队伍的保障制度。在我国，从事灾害与院前急救的专业人员，根本无法与医院内的传统专科医务人员相比拟。前者在待遇、晋升、福利、保障等各方面皆无法与后者相提并论，致使灾害急救医疗队伍的人才流失十分严重，甚至已经成为制约行业发展的普遍性问题。

围绕灾害救援，在发达国家首先进行法律制度建设。相关行政部门和包括医学在内的行业，依照法律赋予的义务和职责，制定本行业、本部门灾害预防和救援方案，确定财政支持额度、搭建组织架构、训练队伍、储备保障物资、推广普及防灾救灾知识等^[5]。欧美主要发达国家的灾害与院前急救起步较早^[6]，他们有先进的基础研究，有较为成熟的专业理论和实践系统。大多已经完成了从“单灾种防灾管理体系”向“多灾种综合管理体系”、再向“综合国家危机管理体系”的转变^[5]。

但是，发达国家也同样存在一些弊端，最大的问题就是灾害与急救资源的浪费，即错综繁杂的法律程序导致急救资源较大的浪费，这在英国全民健保体制下尤为突出^[7]。

综合国外对灾害与院前急救的先进应急经验、结合目前我国的实情及发展难题，如何探索出适合中国国情的灾害与急救综合体系已经迫在眉睫。针对上述问题，笔者提出如下的六条破局与改进的思路。

一要转变观念。中国灾害医学与院前急救最大的问题在于理念，中国的灾害受众人口数量过大。如何教会13亿中国人熟悉CPR、学会创伤的初级处理，这是一个民族整体进步的真实体现，也是政府、媒体、学校的一份责任，更是急救从业者的一种义务。二要强化中国灾害医学的顶层设计。中国的灾害医学要努力实现“同心圆”与“网格化”反应。同心圆，即以灾害地点为中心，一分钟反应圈、十分钟反应圈、六十分钟反应圈等，这是国家层面需要提前规划设计好的。一旦灾害发生，各反应圈自行展开救援行动，也即“洗澡池钻孔效应”——所有的水流朝开孔处有序的聚集，达自动化反应。所谓网格化，即由政府部门统一布局，将城市及农村不同范围内的急救站点与相关医院联网划分成“格”，格内区域有突发事件发生时，则所在网格内的急救机构几分钟内就可实施就近救急，从而达到快捷的救援效果。三要回归到灾害的医疗救援本质。也即医疗救援要干好自己该干的事情。灾害来临时，院前急救的宗旨是挽救更多的生命，要科学与高效地救治伤病员；而不是去参与抢险破障、卫生防疫、查体送药等“不该干”的事情。院前急救回归本职，可以使稀缺救灾资源的利用最大化，降低病死率、提高存活率。四要纠正院前急救等同于院内急诊向院外延伸的错误概念。院前急救具有独特的学科特色、它不是各专科的院外小综合^{[8, 9]}。危机来临时，如何保障现场安全、怎样接近伤病员、如何充分利用有限的医疗仪器、明确伤病员的主要威胁是什么等等，这些现场处置，对于一个未经历过灾害或未曾专门培训过的院内医师而言，显然是勉为其难的。因此，积极建立包括医学基础教育、继续教育、甚至研究生教育的院前急救人才培养体系，是现实所迫、是社会之需。五要强化全民的灾害自救意识。“减灾始于学校！”，这早已是全球范围得到普遍共识的社会理念(于2006年6月15日由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向全球发起)^[10]。自救与互救能力，是构建全民灾难危机意识和自我救助意识的重要前提,科学自救和互救可以明显降低病死率及致残率^[11]。故必须加强社会大急救、公众急救的知识普及和教育培训的工作力度，走出“重硬件设备、轻教育培训”的不平衡发展，才能从根本上破解我国灾害与急救领域所面临的诸多难题。六要加强灾害与院前急救的基础研究及队伍建设。灾害频发可以说是中国的一个“基本国情”。如何做到有效的“防灾、备灾、救灾、减灾”，这涉及到政府主导、行业参与、专业担当、科学谋划、统筹建设等多个层面的灾害救援系统工程^[12]。因此，应进一步加强对灾害与院前急救的基础研究及队伍建设，从学科上、制度上、机制上、法律上得到充分保障^[13]，进而健全我国的灾害医学与院前急救综合体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