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南不明原因猝死（简称云南猝死）是发生在云南省和四川省的一类特殊的地方性猝死，具有明显的时间（每年7~8月）和人群（家庭和村庄）聚集性，病因迄今尚未完全清楚；截至2023年，云南省10个州（市）的25个县（市、区）累计报告病例421例^[1]。自2002年来在多起云南猝死现场处置中均发现了一种俗称为“小白菌”的蘑菇，2005年有研究者提出进食“小白菌”与家庭聚集性猝死事件具有相关性^[2]；2006年我省开始在病区开展禁食“小白菌”等毒蘑菇的健康教育，干预活动取得明显成效^[1]。直至2012年，“小白菌”正式被命名为毒沟褶菌（Trogia venenata），并获得了相关的毒素检测和动物实验证据^{[3, 4]}，由此，关于云南猝死的毒沟褶菌中毒假说被正式提出。随后，国内外研究者相继发文，认为采食毒沟褶菌是导致400多例云南猝死病例的主要因素^[4-6]。然而，经多次现场和回顾性调查确认：部分云南猝死病例明确未食用过该蘑菇，且部分病区明确无该蘑菇分布；另一方面，在持续开展禁食教育后，仍有少数家庭和村庄聚集性云南猝死病例发生。所以，有必要按是否有毒沟褶菌食用史将云南猝死病例进行分类研究。本研究首次在云南猝死病区开展毒沟褶菌分布及人群烹饪、保存方法等采食行为调查，为云南猝死的病因研究提供依据，同时进行中毒风险人群识别，为制定针对性的防控措施打下基础，以减少后续死亡病例的发生。

本研究为病例对照研究。2018—2021年，在云南猝死25个县（市、区）的90个发病自然村内，选取发生过云南猝死的家庭作为病例家庭，选取既往未发生过云南猝死的家庭作为对照家庭，对照组选取采用方便抽样法（对照组∶病例组=3∶1）。通过问卷调查了解病例家庭和对照家庭的毒沟褶菌认知及采食情况。本研究已获得云南省地方病防治所医学伦理委员会批准（编号：云地所医伦[2024]第09号），全部调查对象均知情同意。

采用自行设计的调查问卷进行问卷调查。从每户家庭中选取1名家庭成员进行调查；问卷内容主要包括：(1)蘑菇采食基本情况；(2)毒沟褶菌采食情况；(3)食用后症状；(4)云南猝死病例死前采食情况等。

对参加调查的人员进行统一培训，调查结束后及时核对补充，保证信息填报准确无误。数据录入采用双人双录入的方式，确保数据的准确性。

利用软件SPSS 25.0对调查问卷的结果进行统计分析，计数资料采用频数（百分比）描述，组间比较采用χ²检验或Fisher确切概率法。以P < 0.05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因新冠疫情防控、异地搬迁、交通中断等原因，90个自然村中完成调查73个（表 1）；共发放711份调查问卷，收回调查问卷711份，回收率100%，其中病例家庭175户，对照家庭536户。

711户家庭中582户（81.86%）日常有上山采集蘑菇的习惯，129户（18.14%）无采集习惯。

主要采集蘑菇为鸡枞菌、变绿红菇（青皮菌）、白牛肝（美味牛肝菌）、黄见手青（华丽牛肝菌）、松茸（松口蘑）等。

用毒沟褶菌图谱和子实体标本供调查对象辨认，并根据其对蘑菇的形状、颜色变化和生长环境等特点的描述，综合判断调查对象是否见过毒沟褶菌。调查结果显示，59个自然村的383户（53.87%）的家庭曾在村庄附近（直线5 km范围内）见过毒沟褶菌，328户（46.13%）的用户未曾见过。并以此推测出毒沟褶菌在云南猝死病区基本分布情况，80.82%的村庄附近有分布，见表 2。

不同地区对毒沟褶菌的俗称不同，见表 3。

113户（15.89%）家庭既往食用过毒沟褶菌，598户（84.11%）的家庭无食用史。113户家庭分布在21个县（市、区）的41个自然村，详见表 2。

175户病例家庭中有56户（32.00%）食用过毒沟褶菌；536户对照家庭中仅有57户（10.63%）家庭有食用史；病例家庭食用率高于对照家庭，两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χ²=45.053，P < 0.001），见表 4。

113户既往食用过毒沟褶菌的家庭中，有10户（8.85%）常年有采集和食用毒沟褶菌的习惯；101户（89.38%）家庭为偶然采集，即采集其他蘑菇、药材或放牧时发现后一并采集；有2户（1.77%）为亲戚、邻居给予；未发现村民购买或贩卖毒沟褶菌的情况。病例家庭和对照家庭均以偶尔采集为主，两组差异无统计学意义，见表 4。

病区人群烹饪方式有4种，以炒吃（53.10%）为主，其次为煮吃（29.20%），以及先煮后炒（将菌子焯水后炒食）（15.93%），少部分为蒸吃（1.77%）。病例家庭和对照家庭的烹饪方式均以炒吃食为主，两组间差异无统计学意义，见表 4。

113户既往吃过毒沟褶菌的家庭中，107户（94.69%）家庭食用新鲜子实体，6户（5.31%）食用晒干的子实体。病例家庭和对照家庭均以炒食新鲜子实体为主，两组间差异无统计学意义，见表 4。

食用过毒沟褶菌的113户家庭中，78户（69.02%）家庭食用频次小于3次/年；35户（30.97%）家庭一年至少食用3次。病例家庭和对照家庭的食用频次间差异无统计学意义，见表 4。

113户既往吃过毒沟褶菌的家庭中，有40户（35.40%）家庭出现恶心、呕吐、乏力、四肢酸痛等不适症状，其中病例家庭30户，对照家庭10户。分别以来源、烹饪方式、子实体状态和食用频次分组，比较各组食用后受罹家庭所占比例的差异。不同食用频次间差异有统计学意义（χ²=13.42，P < 0.001），见表 5。

56户（32.00%）病例家庭问及毒沟褶菌食用史，其中33户的63例云南猝死病例在死前明确有毒沟褶菌食用史.根据近年来的案例报道，毒沟褶菌中度潜伏期最长可达14 d^[7]，经进一步整理核实，63例病例中食用时间在该蘑菇中毒一个最长潜伏期（14 d）内有43例，另外20例因家属回忆不清具体食用毒沟褶菌时间待核实。

我国已知的可食蘑菇有600多种，而有毒蘑菇至少有500种^[8]。误食野生毒蘑菇中毒是我国食物中毒的主要死因^[9]。少部分蘑菇生食有毒，煮熟后方可食用，例如牛肝菌科的中华牛肝菌（Rubroboletus sinicus）、粉黄黄肉牛肝菌（Butyriboletus roseoflavus）等生食可致幻觉等神经精神症状^[10]。毒沟褶菌是一种腐生真菌，有其独特的生长特性，散布或成群地栖息在腐烂的树桩或树枝上，菌盖长宽1~6 cm，形似花瓣或扇形，粉红色至浅肉色，采摘后颜色加深至褐色^[10]。通过此次调查可知80.82%的云南猝死病区有毒沟褶菌分布，16.67%的人群有采食习惯，以炒食或煮食为主，不存在生食情况；且94.69%的家庭食用新鲜子实体，因保存不当受微生物感染而发生食物中毒的可能性极小。通过对不同调查因素的受罹情况分析，不同食用频次的受罹情况不同，但因难以准确掌握调查家庭中每个共同进食者的食用量，所以无法判断是否存在明显的剂量效应关系。

另外，本研究还发现部分病例每年都有采食毒沟褶菌的习惯，直到最后一次才发生中毒；而也有一部分病例第一次食用即发生中毒，提示毒沟褶菌中毒可能存在个体差异。毒蘑菇中毒的个体差异可能与食用量、食用频次、食用部位、土壤污染物等多种因素有关。有研究者测定了毒沟褶菌的钡含量，得出该蘑菇中的钡含量不是关键的致猝死因子^[11]。目前关于毒沟褶菌的2种有毒氨基酸的作用机制仍不明确^[12]。所以，在今后的调查中，通过对病例的食用量、频次、方式、采摘周围环境、病例健康状况等详细记录，将有助于更进一步的了解中毒原因及机制。

历经40多年，云南猝死的病因研究取得了一定的进展，目前国内外学者普遍认同云南猝死是“多因一果”的复合病因模式；毒沟褶菌中毒假说通过近年来的案例报道和实验研究也从流行病学、毒理学等方面得到证据。通过本次调查，进一步明确了421例云南猝死病例中63例有毒沟褶菌食用史，且在一个最长潜伏期内（14 d）食用可能因中毒死亡的病例有43例。同时也明确了19%的云南猝死病区自然村附近无毒沟褶菌分布，且68%的病例家庭无毒沟褶菌食用史。所以，毒沟褶菌中毒是部分云南猝死的重要危险因素，但并非所有云南猝死病例都和毒沟褶菌中毒有关，除了毒沟褶菌，还存在其他因素导致云南猝死。

本研究存在局限性：首先，本研究为回顾性调查，部分家庭发生云南猝死的时间距今已较久远，难以避免信息偏倚。此外，云南猝死病区内野生蘑菇种类繁多且各地村民采食种类各异，无法明确调查家庭在采食毒沟褶菌的同期内是否采食其他有毒蘑菇，导致调查结果有一定的不确定性。

通过近20年的以禁食毒沟褶菌为主的健康教育的开展，云南猝死病区人群对毒沟褶菌的毒性作用有了一定的认识。但通过本次调查发现仍有少数村民还食用毒沟褶菌，且近年来在云南省内仍有中毒事件报道^[12]，提示云南省发生毒沟褶菌中毒的风险仍然存在。所以在云南全省范围内，特别是在鹤庆县、腾冲市等有村民食用毒沟褶菌的和发生过毒沟褶菌中毒的地区应持续加强以禁食毒沟褶菌等有毒蘑菇的健康教育，提高人们识别毒蘑菇的能力和防范中毒的健康意识；进一步提高基层医疗机构对毒沟褶菌等毒蘑菇中毒的鉴别诊断和救治能力，从而杜绝或减少后续病例的发生。

利益冲突  所有作者声明无利益冲突

作者贡献声明  习严梅：研究设计、采集数据、统计学分析、论文撰写；唐雪、马琳、孙梦遥、杨永鹏：采集数据；董毅、秦明芳：论文修改、指导支持；王跃兵：研究设计、论文修改、指导支持